一
参加六大前的两桩亲历事情，对周恩来触动很大。
第一件是1928年的3月，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接到了莫斯科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的电报后，通知了中共中央。
这让周恩来感慨万千，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依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交通条件，舟车劳顿往返一次，耗时需两个月左右，可凭借高科技的无线电报，眨眼之间就解决了联络难题。
又想到上海党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络，因重重封锁线和密布的暗探，即使交通员化装潜行，跋山涉水来回往返一次也需要两个月时间，安全性、时效性皆得不到保证。
这让周恩来顿生中共也要抓紧发展无线电通讯的想法。
第二件是与邓颖超从上海启程去莫斯科参加六大途中，从青岛开始即遭遇暗探、水警、特务的跟踪盘问，真是险象环生、险情迭出，
幸得周恩来沉着应付，机智应对，才安全抵达哈尔滨，在共产国际交通处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偷越国境到达莫斯科。
周恩来是思虑缜密、心细如发之人，善于见微知著，未雨绸缪，经历过这两件事，他强烈意识到自己要去做两件事情：
一是要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二是要优化地下交通线系统。
在六大召开前，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为中共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的申请。
于是，在1928年初夏的一天，“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秘书长阿勃拉莫索（又译阿布拉莫夫）将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保礼）、李元杰、程祖怡六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用中国话郑重地对他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并得到第三（共产）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人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须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毛齐华等六人奉命白天在“中大”上课，晚上去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内，参加“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学习。
“学习的内容，除无线电外，还学习英语、骑马、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
六大召开时，涂作潮作为会务人员和列席代表得与周恩来交流，周恩来听了他曾经做过木匠的身世经历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我就叫你木匠了。”
此后，“木匠”就成了涂作潮的代号。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中大”传达会议精神，对毛齐华说：“你们要抓紧学习，现在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
毛齐华等六人先行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后，涂作潮、宋濂、刘牺（希）吾、覃显（献）犹四人被秘密送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学期为11个月。
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首批（十名）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这十人中，陈昌浩后因被调去搞共青团工作，临时退学；刘牺吾后在肃反中被流放西伯利亚而从此消失，其余八人皆在结业后回到国内。
后来，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训练班对黄平、李敬永、朱子纯（朱自舜）等人进行了密电码编制及密电码本保管、译电的培训；
后续又对李春田、王东、加夫、秦鸿钧、张浩（林育英）、赵玉珍、潘汉年等人进行过培训。
常言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先找李强、张沈川谈话，让他们搞无线电，
又找吴德峰谈话，让其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整顿内部交通和外埠交通，以完善和优化地下交通线。
至此，周恩来想做的两件事情都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两项决策，
犹如因陈延年被捕而成立特委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特科，因顾顺章不受约束而调来聂荣臻形成中央军委直属情报系统等决策一样，
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实基础，也成为中共求生存、得胜利的核心竞争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不世之功勋。
时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驻扎在上海，长官们为赚外快，就让军用电台办了一个“上海无线电学校”，并登报招生。
张沈川以张燕铭的化名报名后，于1928年11月入学，1929年5月毕业后，被该军用电台留用实习两个月。
在实习期间，张沈川暗暗将两本军用密码本抄下，交给组织，成为周恩来编制“豪密”的最直接参考资料。
张沈川去学习了报务，学土木工程的李强便专攻机务，他的首要任务是造出收发报机。
李强能造出电台，不得不提一个“年轻时英俊潇洒”、“壮年时豪迈激昂”、始终“雄心勃勃，以国士自居”、但后来却湮没无闻的人。
这个被夏衍称为“党内的孟尝君”，被陆久之称为“党内的奇人异士”，被黄慕兰称为“神通广大”的人，
就是在共产党最低谷时期入党的蔡叔厚“蔡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