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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防疫做得好,并不只因张文宏
发表时间:2021-11-01 15:54:5002:39   来源:本站    点击:347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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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近来一波三折。

8月4日后,上海12天内未再报告一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月16日人民网发文赞叹:《软硬兼施!上海又交出了一份“模范作业”》。这时间掐算得很好,第二天0时起,上海中风险地区宣告清零。

然而话音刚落,这两天上海又发现1名护士感染,昨天是2名机场员工中招,经连夜排查,今天又发现3例确诊(轻型),均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他们所居住的浦东两小区调为中风险地区。

看到网上有人幸灾乐祸:“看来张文宏的目标快实现了,这下上海热闹了,终于可以‘共存’了。”

其实上海没多少关心这件事。在我的朋友群里,没怎么看到上海人谈论这几起新确诊的病例,倒是我有些外地亲友还特地来关问我生活是否受影响。我就住在浦东,当然离那两个中风险小区还远,一切如常,若不是偶然瞥见有人以此挖苦张文宏,我甚至都不知道又有新病例了。

老实说,我一点都不担心。这次的病例不是医院就是机场,都是最前沿接触点,流调也大体是两点一线,又都在第一时间发现并隔离了。张文宏日前曾说,上海做到了“广、快、早”——筛查要广、反应速度要快、通过发热哨点诊室与发热门诊把疫情控制在早期,用最低成本解决最关键问题。他没有吹牛。

这一个多月来,因为那番“与病毒共存”的言论,张文宏可想承受了在医学本职之外的诸多压力,就像他去年在一次受访中曾说的,“我也是一直被人欺负的”。或许也是经历多了,从他8月18日的微博来看,他的节奏并没有因此被打乱:

医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普通劳动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服务的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在大流行时代,我们还是经常会面临输入或者本土病例的挑战,出现一例或几例的病例并不奇怪。但是只要抗疫常态化与专业化之后,我们还是有希望过上正常的日子的。……

有人问我,你最希望的抗疫场景是怎样的,我的回答是上班下班,抗疫在正常有序进行,就像没有疫情发生一样。因为一切都纳入了正常化轨道。……

目前国际的抗疫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疫情挑战。但是我们必须有着坚定的信念,我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自己的策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有人说他“硬是把一件了不起的事说得平平常常”。确实,他所说的既没有热血沸腾,也没有舍生忘死,却有一种“任你大敌当前,仍然镇定自若”的底气和勇气。比起那种英雄气概,这种看似“只是在履行职责”的专业精神更让我这样的普通市民安心。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张文宏就经常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不夸张地说,他是上海抗疫乃至中国抗疫的一个“门面”,名声固然由此鹊起,毁谤也随之而来。在这样的舆论场中,许多人常在不知不觉产生一种印象:张文宏在布置上海防疫,仿佛又是一个“领导人指挥有方”的形象。

我有一位外地朋友曾对我感慨说“你们上海人幸好有张文宏”,这话我听太多人说过了,便反问:“那你们把张文宏借调过去怎样?”他一愣,想了想,笑了:“估计也搞不好。”

我绝不低估张文宏在这场疫情的贡献,但我也并不认为上海抗疫做得好,就只靠张文宏一个人,何况神化张医生,反倒可能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个地方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日积月累的系统工程,不是靠一两个超常的人才就能脱胎换骨的,否则这样的领导者离开,它又会沉沦退步,那这就还是“人治”而不能称之为有效运转的制度。

张文宏说的“抗疫常态化与专业化”,说到底是一套“即便没有张文宏,仍不会受太大影响”的机制,这才是最难的。这不是否定“人”的作用,而是说一个地方要想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不能寄望于一两个人,事先就得有健全的制度设计。


毛蚶,一度是上海人很喜欢的菜,后来却谈虎色变

上海的这样一套机制,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那是经历了1988年毛蚶引发的甲肝大流行的深刻教训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当时张文宏还刚从浙江瑞安中学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刚读大一。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建议和多年疾病防控实践,到1998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终于成立,这是全国各省市区的第一家。

2003年的非典疫情证明这是明智之举,两年后,上海疾控中心投入500万元,启动全市各区县优秀青年学科人才培养计划,三年共培养100名;到2008年又继续推动上海市公共卫生骨干能力建设项目。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这些前期投入,到新冠疫情爆发时是没办法突然变出这样一支队伍的。

前一阵张文宏谈到“与病毒共存”时,就有外地朋友跟我说:“我也相信上海能做到,但问题是,全国能做到这一点的城市恐怕不超过十个。”这并不只是少了个张文宏的问题,还包括市民素质和权利意识、公共卫生的专业梯队,而尤为重要的是,那种“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社会共识与治理理念。

早在今年初石家庄、通化等地因疫情封城时,就有人注意到,当地疫情发布会都是官员出面,但上海却都是公共卫生专家出来说明。这既更能解释清楚,也是高明的做法:让张文宏代表发声,既受好评,出事了也是张文宏挨骂,几乎没见到什么人骂上海的市政府疫情应对不力的。真正的“担当”,并不是明明干不好的事也都揽在自己手上,而是放手让会做的人去做,自己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


这些做法,被现实证明是相当有效的。一年前就有北京人发现了这其中的差别:“我就奇怪了,境外航班都不来北京了,北京还是有疫情发生;上海那么多境外航班,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一些地方的抗疫模式是“人民战争”式的,要求对全社会的高强度动员,虽然最终也能见效,但往往打断日常生活,代价不小;而上海的防疫做法则更近似“反恐战争”:依靠一支快速反应的专业队伍,在尽可能不影响市民生活的前提下甄别、锁定、消灭“敌人”。

“人民战争”模式的好处是没有专业人才也能打,但那已经是“敌人”全面入侵的情况下的总动员;“反恐战争”则不是常规战,必须确保情况不会失控,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尽可能地精确解决。


肯定会有人说,也只有大城市才能养得起这样一支专业的“反恐精英”,对小地方不合适,毕竟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不常有。但试想一下,每个地方都有消防队,你总不能发生火灾了指望普通人自己去扑灭。实践也证明,养这样一支专业队伍不仅有必要,而且其实花的钱也并不多——想想看各地动辄封城、一轮轮全城核酸、停工停产的经济损失,都够养不知多少专业人才了。

真正难的,恐怕是如何留住人才。今早还读到一篇《那些逃离东北的医生们》,谈到很多医生之所以都想南下,是因为想去一个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得到冲破体制牢笼的机会。如果说上海的做法其它地方很难“抄作业”,那恐怕既不是因为张文宏,也不是因为花多少钱的问题,最终还是在制度上如何对待专业人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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